好長一段時日，我以為系統性文獻回顧（systematic reviews，以下簡稱SR）是源自醫學領域。一直到我嘗試把這一個研究方法應用到管理學領域而進行文獻整理時，才驚覺自己犯下「美麗的錯誤」：社會科學學者推動SR的起步很早(1930s)，和醫界相比，成果也是不分軒輊。

先來檢討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誤會。我對SR的早期印象主要是來自一場演講，由任職三軍總醫院臨床藥學部的李權芳藥師，分享他在丹麥研究進修的心得(1)。2007年5月踏上愛丁堡之前，我其實並不清楚Dr Sandercock為我安排的進修內容為何（也許老師有講，學生沒有聽）。猶記得飛機著地的當天中午，還來不及調整時差，就被指定「與SR共舞」。正因為我和SR的結緣發生在醫界，而且是很偶然、很被動的，自我安慰這項誤解或許還情有可原。

科學研究者對於如何避免在彙整文獻時造成偏誤(bias)的努力，由來已久。我們由蘇格蘭的海軍外科醫師James Lind在1747年提出有關壞血病防治的（超長）論文標題，可以窺見端倪：A Treatise of the Scurvy in Three Parts. Containing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Causes and Cure of that Disease, Together with a Critical and Chronological View of What Has Been Published on the Subject (2)。另一方面，18世紀的醫學文獻中，已經有類似今日ACP Journal Club與Evidence Based Medicine的刊物發行(3)。不過，大致說來，研究綜述（research synthesis 或 research integration）這套科學方法，在20世紀才具體成型。

讀者對「研究綜述」可能覺得十分陌生，但這個與SR意涵雷同的名詞在社會科學學者社群裡流傳已久。然而，雖然1970年代已經有人使用SR這個名詞，也有文獻提到A. L. Cochrane教授為Effective Care in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一書撰寫的前言曾提到SR，但嚴格說起來，SR這個詞彙在1990年後期才被普遍採用

相較SR，統合分析（meta-analysis，以下簡稱MA）的發展更早。形同第一本 MA之「教科書」在1861年發行，書名”Algebraical and Numerical Theory of Errors of Observation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Observations”，作者是英國的天文學家George Biddell Airy。當時方法學的發展主要是延伸統計學概念，以處理天文學的問題。然而，這種方法學一開始並沒有在醫學領域受到重視，反而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特別是心理學、行為科學以及教育領域，開花結果。值得一提的是，meta-analysis一詞是由當時擔任美國教育研究學會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理事長Gene Glass在1976年的年會演講中首先使用(4)。Dr Glass是psychometrics and statistics博士，他在2000年以Meta-analysis at 25為題發表演說，對於當年提出MA之緣起有極為生動有趣的描述（詳見http://glass.ed.asu.edu/gene/papers/meta25.html）。

隨著研究綜述方法學的進展，SR與MA這二個名詞常被許多人混用。目前的共識大致如下(2,3)：SR專指針對研究問題，整合相關文獻研究結果的一種方法，目的在減少文獻蒐集、篩選、評判與整合分析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種種偏誤。MA則是指將量化資料透過統計分析的方法進一步彙整。在很多情況下，SR會應用MA，但不是每一種SR都必然適合進行MA。簡單的區分是，MA處理「量的融合」(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或statistical pooling)，SR或研究综述則可包含質性研究或量化研究。我個人認為這樣的區別，頗符合MA「原創人」當初的想法：Meta-analysis refers to the analysis of analyses...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 large collection of analysis results from individual studies for the purpose of integrating the findings. (Glass, 1976, p. 3)

英國前首相Tony Blair說得好：What counts is what works。1980年代起，英國政府當局以3E (Economic,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為指標，檢討公共政策績效。換言之，證據是決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因素，醫療政策更是如此。英國因此陸續成立許多「建立醫學證據」的組織，包括1992年的U.K. Cochrane Center（翌年Cochrane Collaboration應運而生），1994的NHS Centre for Reviews and Dissemination，以及1999年4月成立的NICE。另一方面，大西洋另一岸對研究综述的投入也不遑多讓。2000年2月在美國費城成立的Campbell Collaboration (http://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以發表教育、司法、以及社會福利等方面的SR，協助改善公共政策制訂為宗旨。這個組織被視為是Cochrane Collaboration的姊妹會。

出自好奇心，我曾經檢索PubMed（蒐尋指令為： ("systematic review"[Title/Abstract] OR meta-analysis[Title/Abstract]) AND "200x/01/31"[PDAT] : "200x/12/31"[PDAT]），試圖了解Stroke以及醫界五大期刊刊載SR或MA的情況（如附圖）。NEJM為何是異類 (outlier) 有待考證（預期這會是很有趣的「八卦消息」）。然而，被Dr Iain Chalmers (U.K. Cochrane Center主任) 譽為史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SR之一，”Effect of intravenous streptokinase o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pooled results from randomized trials”，早年獲得NEJM的青睞 (1982;307:1180-2)，是不爭的事實。